去年知道《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電視劇之後，就一直很期待播出，立刻就列為今年的年度重點追劇。在看劇之前，我本來以為這只是一個關於無差別殺人事件中加害者與被害者家屬之間的故事，看了之後才發現呂蒔媛編劇所繪出的這塊「與惡大餅」其實比我想像中大上許多。這部電視劇並不只是在講無差別殺人事件，也牽涉到了公共、私人之間的利益拉扯、新聞倫理、以及精神病等議題，所以這篇劇評將會分成「新聞倫理」、「無差別殺人案」、以及「精神病患者」這三大塊領域來討論。
＊以下將會大量提及劇情＊
一、新聞倫理：媒體與槍的距離
《我們與惡的距離》（以下簡稱與惡）對新聞倫理這一塊的涉入如此之深是第一個讓我覺得非常震撼的地方。我想很多人應該也跟我一樣，並沒有預想到這會是一部花那麼多的戲份在強調「媒體渲染力」有多可怕的電視劇。呂蒔媛編劇（以下簡稱蒔媛姐）在花絮中提到本來新聞這塊的份量沒那麼重，但是在跟律師還有精神科醫師進行訪談後，她發現最終問題必須回到新聞這一塊。所以與惡的這塊大餅如果是一個三角形，新聞倫理就是負責串起無差別殺人事件與精神病患者這兩條線的結。
與惡每一集的片頭都是一個新聞片段，一開始是一條新聞影片，接著影片下方會出現很多來自大眾的留言。有人批評、有人反思、有人謾罵，這些輿論的碎片構成了「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字樣。我們經常說台灣新聞品質很糟糕，沒有好好唸書以後出來就當記者之類的話，但是我們的價值觀其實很大一部份正是被新聞的力量給影響而不自知。
在看與惡之前，我沒有想過每天在電視機上面看到的新聞，背後是怎麼被製作出來的。我也沒有想過這些新聞是不是真的正確？是否遵守新聞倫理？我就只是看，然後就無意識地被動接受那些新聞背後傳遞的意識形態。新聞的每一個標題，其實都在貼標籤，不僅是對加害者、被害者、精神病患，甚至是女性、同性戀者也都面臨被媒體標籤化的現象。
「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
到了劇集的中後段，蒔媛姐再拋出了一個更具爭議性的議題——「媒體殺人」。李大芝在被跟蹤偷拍之後憤怒地對喬安說新聞媒體殺的人並沒有比李曉明少，當時同樣處於情緒崩潰邊緣的喬安並沒有意識到大芝這句話的深意，直到後來李曉明模仿犯母子倆跳河自殺的新聞爆出後，喬安才開始意識到新聞的一個標題、一則報導對於被報導者而言可以造成多大的傷害。
但是對於旁觀者而言，我們這些在鏡頭外的人是完全「無感」的，我們只是觀看。觀看著新聞裡面那些我們口中所謂「該死的殺人犯」或是「值得同情的被害者家屬」，那些人的生、死、罪名在旁觀者眼中都只不過是茶餘飯後的話題罷了，隔天就會被遺忘。我們不曾想過那些被鏡頭指著的人是什麼感受，實際上他們就跟被人用槍抵著額頭，在社會大眾面前被審問沒有什麼差別。
「媒體殺人」背後的原因必須要追溯到台灣現在的媒體環境與生態。從第一集開始，《我們與惡的距離》就呈現出新聞媒體求快、求聳動、求收視，什麼都求，就是不求正確、不求專業、不求深度，一昧跟播、搶獨家的現象。為什麼會這樣？其實也不能只是一昧地怪媒體，說台灣新聞很爛、記者都是智障，因為有一半的責任其實在觀眾身上。大家就是愛看腥羶色，不愛看深度報導、專題，只要標題聳動大家就會點進去，那新聞為了收視當然只能做出這種水準的報導，「觀眾只有7歲的智商」這句台詞並不是沒有道理。這不只是台灣社會的問題，也是全世界人類在網路的影響下專注力越來越低所產生的問題。
新聞夾在道德倫理跟觀眾收視之間，一直處在一個很兩難的情況，這樣的狀況體現在喬安身上。喬安是一個很專業的新聞從業者，她有熱情、有能力，但是她在品味daily做的是求快求收視，沒「品味」的新聞。她一直在新聞倫理跟收視率之間掙扎，比如說思聰闖進幼稚園拍片的時候她堅持不直播，避免造成家長的恐慌，但是其他電視台都在播啊！在新聞界裡面，沒有搶到獨家還是小事，但如果別人都播的新聞就你這家沒有播，那是最嚴重的失誤。
喬安後來想改革品味新聞的做法，但是整個媒體界沒有一起更進其實也沒有用，那麼改變到底要從哪裡做起？我覺得必須要回到觀眾身上。媒體會影響觀眾，但觀眾同樣會影響媒體，觀眾愛看什麼，媒體就愛做什麼，因此改變其實從自己做起。不看腥羶色新聞、不看跟播的錯誤報導，多關注國際新聞、專題和深入報導，觀眾跟媒體其實是一個循環，必須從觀眾這個根基開始打好，才有可能創造良好的循環效應。
二、犯罪者人權：加害與被害的距離
「一個民主國家要靠殺人才能撫慰人心，來保障我們的安全，這種事情我沒有聽過！」
我覺得《我們與惡的距離》一直不斷在挑戰一些原本看似不可動搖的信條。比如說我們都知道新聞的意義就是要報導真相、監督國家，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又或者說我們高中唸過公民課，每個人一定都知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句話的意思，但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我們與惡的距離》就是在對這些原本深深烙印在我們心中的觀念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王赦是劇中最難令人理解的一個角色。我相信一開始大家應該也都很難理解他到底在堅持什麼，為什麼可以為了追查真相而拋下自己的妻女不顧？為了這些原本就該死的死刑犯做那麼多真的值得嗎？一開始我也是這麼想的。直到後來我去看了黃致豪律師的TED演講之後，我才開始有點瞭解王赦到底在追求什麼。
當一件殺人案發生的時候，除了殺人犯的家屬之外，全世界的人都會希望那個殺人犯去死。有多少人會想知道為什麼他要殺人？有誰會想要試著去理解他為什麼要這麼做？為這些罪犯爭取他們最基本的人權，並且站在他們的立場去理解他們，就是法扶律師的工作。有很多人從這裡開始就會扯到支不支持廢死這件事，但我覺得這其實跟廢不廢死沒有關係，重要的是在這個罪犯被處以死刑之前，他到底有沒有受到法律保護，以及他到底有沒有再教化的可能性。王赦所追求的重點並不是廢死，而是死刑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這並不能跟廢死直接劃上等號。能不能站在犯罪者的角度去理解他的犯案動機，進一步去防止下一場犯罪的誕生，才是王赦在堅持的事情。
我人生第一次意識到「加害者家屬」的存在，是在一部2011年的日劇《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裡。身為一個局外人，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們口中罪該萬死的「殺人犯」其實也是某個人的兒女、某個人的兄弟姊妹，或是某個人的愛人。在《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第一次認知到這一點的時候，我覺得胸口就好像完全被掏空了一樣，透過電視劇體會了加害者家屬的心情之後，那種震撼感跟巨大的悲傷我一直清楚地記得。
所以當《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時，我以為我是做好心理準備的，至少我已經不是第一次接觸這樣的題材了。但是在第五集News哥衝進會議室說：「什麼都不用播了，現在這條最大，法務部決定今晚要槍決李曉明。」的時候，我看著鏡頭拍了大芝的臉，又再拍了喬安的臉，下一秒直接我開始崩潰大哭。我回想著李爸李媽今天早上才剛知道曉明願意跟他們會見，一臉興奮地說著要帶滷蛋跟牛肉去看曉明的樣子，哭到連自己都有點被自己嚇到。我平常並不是哭點很低的人，但這是今年讓我哭得最慘的一場戲，而讓我落淚的是一個殺人犯。
我想強調的並不是與惡把殺人犯的家庭拍得多麼感人，而是「理解」這件事的重要性。我們會哭，是因為我們進入了李家人的世界裡，我們理解他們每天在過的是怎樣的生活。相反的，在什麼都不理解的時候，我們只會希望這些殺人犯都去死。究竟加害者家屬到底有沒有罪？他們是把孩子培養成殺人犯的兇手嗎？家屬難道就要幫犯罪者贖罪嗎？這些問題很難有解答，因為我們無法知道曉明為什麼要殺人，加害者家屬到底要不要負責任？這是《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跟與惡都沒有辦法清楚回答的問題。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加害者家屬」跟「被害者家屬」這兩個看似處在天枰兩端的人，他們的距離其實並不遠，甚至只有一線之隔，因為他們在這起案件裡所受到的傷害和痛苦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最後我看到王赦跟心理醫生帶領李爸李媽跟被害者家屬進行修復式會談時，其實真的真的很感動。心裡一瞬間覺得在《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裡面沒有被好好解決的那些事情，在《我們與惡的距離》裡面好像找到了一個好的出口。當雙方家屬能夠真的坐下來好好聊一聊彼此的傷痛，而不是一昧的指責、咒罵，我覺得這才是真正能夠做到互相理解、真正能夠平復雙方心中的傷痛的方法。
三、精神病患者：是精神病，不是神經病
「你可不可以把我當一個人？可不可以把我當一個正常的人看待？」
既然要提到精神病患者，我覺得不能不提到5年前影響我很深的韓劇《沒關係，是愛情啊！》。這部描述精神疾病題材的韓劇教會我兩個非常重要的價值觀：1. 世界上並沒有絕對的「正常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病 2. 精神病患不是瘋子，他們最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將心比心的對待。在《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擔任這個將心比心的人就是老謝。面對精神病患，很多人會像美媚一樣充滿恐懼，思悅因為身為家人，會求好心切地叮嚀思聰要記得吃藥，反而造成反效果。老謝擔任的就是這個「把他當一般人」的角色，他清楚思聰是個病人，但是他沒有用對待病患的方式對待他，而是像平常跟朋友聊天一樣，只是安慰他說「你沒有做錯事」。
思覺失調（舊稱精神分裂）很常被誤以為是人格分裂，但其實這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疾病。思覺失調會產生幻聽或幻視，但不會像人格分裂那樣真的分裂、異裝成不同的人。思覺失調症的患者必須靠自己的力量認定自己腦中的幻聽／幻視是一個假象，才有辦法接受自己真的生病了，並且進一步接受治療。我很喜歡大結局裡編劇最後安排思聰的方式，你可以看到他其實還是會幻聽、會有幻覺，可是他最後已經找到跟這些幻覺和平共處的方式。
「為什麼是我？」
「可能是因為你比較勇敢吧。」
其實我覺得精神病患者最痛苦的並不是發病的時候，而是心裡知道自己是正常的，但是卻無法被外人理解的時候。比起一般的身體病痛，心病其很難被人理解與接受，不管是對外人或是患者本人都是如此，所以「是不是得癌症還比較好」這句話聽了其實真的很心酸。飾演思聰的林哲熹表示他其實很害怕自己的表演會成為精神病污名化的幫兇，所以在去康復之家實習的時候，他很努力想要理解這些病友的心理狀態，並且很謹慎地對待自己的表演。
大家會對精神病患者產生恐懼，是因為他們的行為表現偏離了我們所認定的「正常」範疇，但誰又可以定義怎樣算「正常」？我一直很相信「因為不理解，所以恐懼」這句話。大家對精神疾病的不瞭解，加上媒體加諸在精神病患上的刻板印象，讓這些只是心裡生病的人變成了聞風喪膽的變態殺人魔。在很多影視作品跟新聞的媒體渲染之下，精神病很常跟「神經病」或是「瘋子」劃上等號，一講到精神病患者，很多人腦海中可能就會浮現出一個人抓狂發瘋的樣子，這就是大眾對精神疾病患者最直接的偏見跟誤解，也就是所謂的精神病污名化。
蒔媛姐透過四個層次，由外而內地去描寫精神病患者的處境。第一層是新聞媒體為精神病患貼上的標籤，例如媒體對陳昌事件以及思聰闖進幼稚園拍片時的報導；第二層是一般大眾對精神病患的偏見，例如美媚或李家人一開始對思聰的恐懼與擔心；第三層是精神病患者的家屬對患者的態度；第四層是患者自己面對精神疾病的折磨與痛苦。
我很想強調的是《我們與惡的距離》裡面並不是只有思聰一個精神病患。我認為蒔媛姐是想要透過陳昌、耀輝（李曉明模仿犯）媽媽，以及喬平跟一駿遇到的病患來說明「精神病患並不一定會犯罪」這個道理，而影響到他們會不會犯罪的導火線就來自於這四個層次。比如說陳昌的人格養成也許是來自於他媽媽扭曲的價值觀，從陳昌媽媽的言談中就可以看出她對兒子的過度溺愛，耀輝媽媽則是受到新聞媒體報導的影響而選擇自殺。
思聰雖非法然闖進幼稚園，但他並沒有惡意。我覺得很難過的是大家會把精神病患當成怪物對待，他們其實也是有知覺、有感情、有自尊的，大家喜歡給犯罪者套上一個「異常」的標籤，比如說吸毒、精神病患、來自有缺陷的家庭等等。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是在想著「會犯罪的人一定都有問題」的同時，應該要反過來想的是「誰都可以成為犯罪者」，因為犯罪者可能來自任何地方。
四、我們與愛，沒有距離。
「我不想一輩子當被害者家屬。李大芝要自己想辦法，把加害者家屬的標籤撕掉。我這一輩子不可能跟她當朋友，我沒那麼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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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看最後兩集之前我的文章標題本來要下的是「槍響之後，愛還會在嗎？」。但看完最後兩集之後，我發現在這個故事中，愛其實不曾消失過，只是需要重新找回來而已。《我們與惡的距離》並不是一個在將善惡「分類」的電視劇，這並不是一個關於誰善誰惡的電視劇，而是這些處在不同立場的人，如何漸漸試著理解彼此的過程。這絕對不是一部在製造對立的電視劇，相反的，這是一個在想辦法消除對立的故事，儘管這些不同立場的人也許一輩子也不可能接受對方，或是達成和解，所以我覺得喬安跟News哥說的這段話，是《我們與惡的距離》最後想告訴我們的解答。貼標籤的人可以是全世界，但是真正能撕掉標籤的只有自己。
看完最後一集的時候，我本來對這個過於樂觀的happy ending是有疑慮的。因為我不希望這是一個用來討好觀眾，而不符合現實的結局。但是當我看到最後一集的標題是「未來的樣子」時，那份質疑突然間就煙消雲散了。儘管在劇中那是三年後的故事，但我很清楚那一定也是蒔媛姐對未來、也許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後的期許。就像思悅一直說「會好的，會好的」，這個社會有一天一定也可以成為大結局裡面那樣美好的模樣。
「看得見的東西不用相信，就是因為看不見，我們才更有機會去相信。」
這部電視劇並不是講述「我們」與「惡」的距離，因為「我們與惡」是必須合併在一起看待的事情，是「我們」產生了「惡」，而「惡」又會反過來影響「我們」。林君陽導演表示他想強調的並不是「惡」，而是那個大寫的「我們」。如果這個世界可以多一份理解、多一份理性、多一點反思，這個世界會不會更美好？
說到最後，其實我覺得《我們與惡的距離》最讓我感動的一點是這部電視劇真的被大家看到了。原本我也沒想過這部劇可以造成那麼大的迴響，畢竟公視的電視劇一直都很優質，但看的人都不多，所以我原本以為與惡也會是一部只有同溫層在自嗨的劇。所以看到收視率這麼好、觀眾這麼有共鳴的時候真的覺得很開心，就好像劇中一直在追求收視與新聞品質可以達到平衡的喬安一樣。這些議題，如果大眾沒有看到、沒有關注、沒有共鳴，那麼拍得再好其實也沒有用，就像我前面講的，觀眾必須跟著媒體一起進步。
因此我相信《我們與惡的距離》對很多人而言，一定可以像《沒關係，是愛情啊！》之於五年前的我一樣，因為看了這部劇而改變了自己原本的價值觀，並且對這個世界有了更多不一樣的看法。儘管只有一點點也好，與惡一定可以成為一部「真的可以改變一點什麼」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就等於我們與愛的距離，我們與惡沒有距離，我們與愛，當然也沒有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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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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